文/汤润琼

蒋作宾 同盟会员。国民政府追赠上将军衔。曾任民国临时政府陆军次长、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安徽省主席等职，1928年秋出任驻德、奥两国公使大使。1929年，在日内瓦国际联盟裁军会议上，一破“国联”多年只使用英、法两种语言的惯例，庄严地用华语在讲坛上发言。

一

蒋作宾先生，字雨岩，1884年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县一个贫苦的家庭。青年时代看到清朝的腐败无能，立志要革命，推翻数千年封建王朝统治，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中国。他一生奋斗，始终未忘青年时代的誓言。

1905年7月，他在武昌文普通学堂就读，因成绩优异，作为公费生派往日本留学。为了推翻满清，他投笔从戎，进了日本士官学校。不久，与一些革命志士一起，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组织成立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离日去欧美南洋各地，黄兴代理同盟会总理职务。雨岩常与黄兴见面，共商革命方略，决定回国以后，雨岩打入清廷内部，深入敌腹从上而下夺取政权；黄兴从下而上，领导革命志士，进行武装斗争。经过充分酝酿准备后，1908年，雨岩回国，向清政府报到，到保定军官学校当教官，不断向学员灌输革命思想，并做些革命组织工作。第二年，全国陆军学校毕业考试，他因名列第二，被调到清廷陆军部军衡司任科长。军衡司也叫军制司，是掌管全国陆军人事勤务及部队编配等业务的部门，地位很重要。不久，由于他将日本的步兵操典译为中文在军中使用，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使陆军部长荫昌等人对他倍加赏识，他便利用此机，提出整编全国军队的建议，将旧军干部（包括袁世凯的北洋军在内）逐渐淘汰，而换上同盟会员（清廷当然不知他们是同盟会员）或陆军军校的毕业生。清廷害怕袁世凯力量过大，便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

1911年，他晋升为军衡司司长，这个工作对于实现他们中央夺权的革命计划很有利。至当年八月，他已将袁世凯的爪牙与旧督抚的鹰犬淘汰了一大半，为后来革命胜利奠定了良好基础。那年，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但大大动摇了清军军心。当时雨岩认为，再经过两三年的组织准备，军权基本上掌握在革命者手里时，中国革命就可比较顺利地实现。也就是说，只要一次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举兵直逼北京，不需要多少流血战斗，就可迫使清王朝瓦解，结束封建统治。那样，国家和人民都可以少受许多损失。但是，由于汉口出事，革命党不得不提前于10月10日起义。原来的计划打破了。他得到消息，虽然惋惜却毫不迟疑，立即行动起来。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清朝廷聚集兵力围剿起义军。在武昌外，调集了72门山炮，但炮弹只有25发，便命雨岩去保定调运军火。他领命后，故意把装运炮弹的列车放在后面第51序列，使炮弹10天内都运不到目的地（当时京汉铁路是单轨）。山炮没有炮弹，不能发挥作用，大大削弱了清军战斗力。与此同时，他又积极从东北、华北组织兵力，支援起义。当他们到达武昌时，正值革命军在汉阳受挫，黄兴东走南京。他急忙赶到都督府，都督黎元洪等正因战败而痛哭。见此状，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革命军虽在汉口、汉阳失利，但还有武昌，即使武昌也失去了，还有其他地区，这种时候，怎么能婆婆妈妈地哭鼻子呢？希望你再苦守一星期，我就会调大军增援。”黎破涕为笑。他连夜赶到江西，调兵增援，不但使武昌形势缓和，又促进了江西的统一。后来，荫昌等人了解真相后，都大吃一惊，感慨地说：没想到蒋作宾竟是革命党人，难怪清朝气数已尽啊！

多年后，他讲到辛亥革命时，总多少有些惋惜，如果武昌起义再等二三年，待袁世凯势力大部分清除，换了革命党人，就可能不会有后来的北洋军阀混战。

二

辛亥革命胜利后，雨岩受孙中山、黄兴之邀，出任南京革命政府的陆军次长，后又受孙、黄之托，在袁世凯组阁内续任陆军次长。他积极建立以北京、武汉、南京三点为基础的革命武装，壮大革命军事力量。但是，由于袁世凯的复辟与镇压，这些革命武装均先后遭破坏。之后，他南下追随孙中山先生，准备北伐，任大本营幕僚长。孙逝世后，他继承其遗志，出生入死，积极参加北伐。1926年北伐时，他先后任江西、湖北宣抚使。为了不让张作霖与吴佩孚合作搞所谓北洋大团结，他前往沈阳去说服张。行前，好友劝他，此去凶多吉少，最好别去。他想，北伐是实现统一的前提，统一是强国富民的保证，为了国家的统一富强，个人生命算得了什么！他毫不畏惧地去了。果然，吴佩孚得知，指使不少军阀、文人致电张作霖，说蒋是赤党说客，要张杀死他。当时上海各报都登载了这些函电，并称蒋作宾必死。蒋作宾去沈阳后，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最终说服了张，保证了北伐顺利进行。

北伐胜利后，中国虽暂时统一，但危机四伏。他大声疾呼，希望各统兵从此不要枪口对内，而应加紧建设，恢复战争创伤。他指出，二十世纪20年代末，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是日本，全国上下必须团结一致，枪口对外。面对日本威胁日益严重，在北伐胜利之时，他不为自己争官谋利，只为国家前途担忧，决定出国，联络德国（当时社民党兴登堡执政）、苏联及欧洲诸国，希望能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钳制日本势力的发展。后来，他被任命为驻德奥公使。

由于国家暂时统一，中国的威信有所提高，他又是革命政府的第一任公使。所以，德政府专门开了一辆花车到德国瑞士边境迎接。在柏林站，一些高级官员都出来迎候。到任后，他积极开展多方外交，努力提高我国在世界的地位，促进我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发展。1928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刚断交不久，政府中有许多人都认为苏联是敌人，绝不可联络。而他则认为，苏联有许多地方可以学习，要钳制日本，必须联络苏联。他还设法去苏实地考察，并回国冒险宣讲，宣讲苏联全国上下团结建国的精神状况。他多次向当局阐述联苏的积极意义，但均未被采纳。多年后，他讲起此事，还甚感遗憾。

在雨岩到柏林前，我驻德使馆连一辆汽车也没有，遇到外事活动，临时借车，手忙脚乱，不仅误事，也常为人笑话。不仅如此，其馆内外破旧之状也令人惊讶：檐壁斑剥，窗帘破旧，椅面碎洞相连，暖气常无，被外人讥笑为“冷宫”。由此可见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他到任之后，立即着手设计修缮房屋，更换室内陈设，安装对讲机、暖气等设备，使馆面貌焕然一新。深秋，在馆内开宴会时，即使袒胸露背的女宾，也不觉得一点凉意。从此，“冷宫”这一绰号再无人提起。他又按当时德国总统兴登堡的座车式样，定做了一辆高大美观的汽车，在柏林外交使团中非常引人注目。

1929年，他参加了国联（联合国前身）日内瓦第一次裁军会议。过去，国际会议都只用英法两种语言，这次他力排众议，破除惯例，庄严地用华语在讲坛上发言，使许多与会者都大吃一惊。第二天，日内瓦的几家报纸竞相报道了这一惊人消息：在国联会议上第一次听到中国话！当时虽为列强之一的日本，也不敢破此惯例。会后，在花园散步，日本代表专门找到他说：“敬佩！敬佩您的勇气，能在国际联盟里用中国话发言”。蒋作宾在日记中写到：“吾东方语亦渐用至西方，殆余作其俑欤？良以吾国四万万余之大民族语言，无论从何方评论均有可用之价值。望吾同胞勿自暴自弃而自馁也。”后来经过千百万同胞的努力和斗争，华语与中文终于成为联合国正式使用的语言和文字了。

他曾提出过一些不凡的见解，令德国及各国使节刮目相看，兴登保对他评价很高。对于国内的政治经济许多方面，他也提出不少建议，但很多都未被采纳。就连他关于调停中苏中东铁路之争的有关报告，当局都未及时了解办理，结果让日本人看笑话并从中得利。他在日记中写道：“国内纷乱如此，在外作外交官者颜面真正无处藏匿，安能在国际争得地位耶？”他的理想，他的抱负不能实现曾使他忧虑痛心不已。

三

修建驻德公使馆是需要很多钱的。在去德国之前，政府曾给36万元特别费，他把这些钱全用上了，还掏出自己的工资及参加国际会议的补贴。这些补贴应属个人所有，按理可以不拿出来。但他说：“这是公家发给我的，是公款，公款就要公用。”

那时，外交部常拖欠使馆公费及馆员薪水，常常四五十天才汇款一次，这就使馆员薪水无形中大打折扣。为此，他特地制定了一个垫薪制度：馆员按职务定一工资基数，每月不论外交部汇款是否到达，均定期由他私人垫付，待外交部汇款到后，再酌情扣还。由于外交部汇款拖欠严重，扣款数总是抵不上他的垫款，结果他的垫款愈积愈多。甚至到他离任回国时，他还嘱附同仁，以后收到薪水，仍照前例保留定额自用，有超过的余数，再酌情还他以前的垫款。这种关心厚待下属的做法，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们提到他，无不竖起大拇指，称他是“阿弥陀佛”。十多年后，他病魔缠身，经济困难，住在重庆乡下陈家桥的一间小屋里，药买不到，营养跟不上，但他从来也不主动去要回这些欠债，直至去世。

在那困难的年月里，他常劝慰说：“抗战期间，响一炮要花多少钱啊！国家有困难，我们就要克服克服，节约些吧！我宁可不吃什么好的。”有一天吃饭时，有位亲戚来看他，见桌上没什么菜，就说：“你做了一辈子官，现在吃得这么差，过得这么苦，为什么不早抓几个钱呢？”他坦然地说：“我不是贪官，干嘛要抓钱？”“哪个象你这样穷官！”“穷官好，心中无愧，站得稳，睡得着，对得起国家民族。我革命又不是为我私人发财，是为民富国强。国好，我好，国穷，我穷。现在正是抗战，是困难时期，大家如果不节约，国家哪来的钱呢？”

1938年结婚时，他说：“现在抗战开始，黄金国有，就不买金首饰了。”还嘱咐，不能单独乘坐他的车，更不准子女动用他的车，说，“战时一滴汽油等于一滴血。”他就是这样处处想着国家。

平时，他无一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宴会时喝少许啤酒），不打牌，不进戏院看戏（政府及集团活动除外），只喜欢散步，故在日本时有“散步大使”的绰号。

为祝贺英王乔治六世加冕（1937年），同时前往德国接洽一项贸易协定，政府派行政院长孔祥熙前往。为了将此事办好，孔决定让雨岩（当时是内政部长）的长子硕民一同前往。这种好差使一般人都会争着去的。但雨岩坚决反对，他认为硕民在德国是学数学的，而这项工作应派学经济贸易的人去才合适，推荐了曾在德工作多年、柏林大学经济博士王家鸿前往。他说：“我没有小组织，人才是国家的。”

1941年，在瑞士读书的儿子硕治来信说他只剩两周的饭钱了。有人建议雨岩去找孔祥熙，说通过孔可以用十分之一的钱买到官价外汇。但是他不肯去，宁愿儿子挨饿，也不求孔。后来，一位原驻德使官的同事来看他，听到此事，又知道还有许多同事借的钱至今尚未还清，就主动向他们讲了雨岩的近况，于是他们凑钱，才使硕治渡过难关。后来硕治自己又去做工，才将所有学业完成。

四

雨岩青年时期参加革命，28岁当了陆军次长，大概也是最年轻的部长。他深知人才对国家兴衰有重要作用。他爱护青年，爱才也注意培养人才。

1927年1月，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为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在江汉关英租界前进行宣传活动。英国水兵竟冲出租界寻衅，刺死一人，重伤五人，造成“惨案”！遂引起市民公愤，群起赤手空拳与英水兵搏斗，并向英租界冲击。雨岩闻讯，想到如果让事态发展下去，英方可能进行弹压，这些热血青年势必将会有更大的流血牺牲。于是在征得当局同意后，他立即以国民政府代表名义（与另一名代表一起）亲赴现场，劝说青年离开，宣布政府将循外交途径与英国当局谈判，收回租界。果然两天后，在武汉市各界群众的支持下，国民政府宣布收回了汉口租界。

早年在上海居住时，董必武、李汉俊、张太雷等常到家中做客。1936年，董必武长征到达延安后，还给雨岩捎来一封信。1929年，廖承志在德国参加革命活动被捕，适逢雨岩在德任公使。曾想方设法将他救出，后来何香凝还向他表示感谢。他认为“人才是国家的”，应该为国家保护、营救人才。1931年，留学生何定华（共产党员），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日本当局逮捕。由于何曾在驻日使馆搞过翻译，雨岩觉得这个青年很有才气，得知何被捕的消息后，暗自请了律师为何辩护，并找人作保，将何保释出狱。他也未按政府旨意，将何引渡回国。他知道，引渡回国肯定会被杀害，可惜了一个人才，等到何登轮离开日本后，他才报告政府说何已被人保释，不在日本了。后来何定华同志平安抵达上海，又辗转去了延安。

雨岩既不揽权，又不敛财，是公认的“清官”。他的工资收入，除用于工作、生活外，其余都用来培养子女，为的是能为国家多尽一些力。对出国留学的子女，要求他们学成后回来为国效劳，他们大多数都这样做了，有的还成为世界知名人士。个别子女由于历史原因，没能回国，但也在努力为祖国做一些贡献。

五

北伐前，雨岩已看出日本对中国的威胁，1928年，二次北伐途中，发生了“五·三”济南惨案。5月3日，擅行开驻济南的日本军队，突然包围中国军队并对济南城狂轰乱炸，屠杀中国军民近万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挑衅示威。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于5月5日离开济南，绕道北伐。而雨岩（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却坚持到9日，才冒枪林弹雨离开济南北上。他对此事终身不忘，认为这是他“平身最大的耻辱，矢志必以昭雪”。北伐一完成，他就大声疾呼，团结起来，枪口对外，日本是最危险的敌人。他个人无法制止内战的继续，他不愿意打共产党，不希望国内再有战争。他深感，经过多年战争的中国，亟待建设、亟需和平统一，任何在中国国土上的战争对中国都是不利的！他反对当时流行的只有世界大战才能解决问题的观点，反对空等国联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消积态度。为了能最大限度钳制日本军国主义力量，他积极联合欧洲诸国，尽管当时中国政府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他仍冒风险，极力主张与苏复交、联合。敌人绝不是苏联，不是共产党，是日本，日本是最大的威胁。但是他的呼声、他的一些措施，不能得到蒋介石政府的重视和采纳。直到1931年，事态日益严重，政府才将他从德国召回，任驻日公使（后为大使）。他觉得，现在才采用外交途径挽救危局，为时已晚。当时日本国内，温和稳健派已逐渐被少壮强硬主战派代替，再想用谈判方式，劝他们改变侵华战争企图，已不可能。但是，为了尽量延缓全面战争的爆发，以赢得较多的和平时间，他忍辱负重，出使日本。

说他忍辱负重，这辱与重都是很有份量的。1928年的济南惨案，仇还没报，日本的挑衅行为日益加剧，胃口越来越大。在他经朝鲜去日途中，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已开始大规模侵华了。国内抗日呼声日高，而蒋介石政府还将很大力量用来“围剿”共产党，此时去日本谈判，易被人们误以为乞求、投降甚至是卖国。他既要维护国家利益，又不得违抗政府旨意，实在是困难重重，压力很大。他之所以还是愿意去日本，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日本那时与中国尚无外交关系，而日本军人与我国一些军政势力竟已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不平等条约，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利益被日本帝国主义一点点鲸吞。他想一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国家名义出面，重新谈判，废除上述一切地方军政势力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实际上就恢复和保护了我国的正当利益。其次，当时日本内阁中还有一些温和稳健派成员，如外相币原，在任日本驻美大使时，曾以日本全权代表身份出席华盛顿会议，对山东胶州湾归还中国及取消在华邮政权等特权问题上，表现了妥协互让精神。1925年他任外相时，曾率日本代表团首先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军事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都是比较老成持重的军人，对少壮军人的行为还能有所约束。首相犬养毅也抨击过军部的专横，并派参加过我国辛亥武昌起义的宣野长知到南京政府，表示有意以外交方式解决中日问题。这些事实表明，若与他们直接交涉，可能出现对我国有利的转机。能与他们交涉，总比与他们毫不联系，任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并在中国横行霸道要强。再则，与他们谈判交涉，就是不成功，能拖延一点时间也是好的，有利于我国经济的恢复。因此，他一到日本，立即就“九·一八”事变向币原首相提出严重抗议，并指出中日谈判必须以日本退回到“九·一八”之前状况为先决条件，要求日本废除在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一切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日本没能同意，提出不合理要求，他一条也没答应，没有与日本签订任何有损国家的协议。

雨岩一方面在谈判桌前据理交涉，另一方面又穿梭活动于日本国内进步人士及同情与支持我国的各国外交使团间，希望从内部到外部形成对日本当局有影响的力量，使谈判向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但是，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的急速发展，是他根本不能控制的。要想获得谈判成功，是不可能的。加上国内政府软弱无力，他所做的努力都白费了。四年，耗尽了他的心血，他忧郁、他愤懑、他心力交瘁，回国时两鬓斑白，血压高得吓人。

之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但还尽力为国效力，从不怠慢。1942年，重庆大遂道惨案发生，两万多无辜百姓被闷死在防空洞内。他知道后难过得哭了，指责防空司令对工作不负责任，为什么警报解除后不马上开门救人，却要让他们闷死呢？来告诉他的人说：“去的人只晓得抢黄金财宝，哪里还去抢救快断气的人？他们用耙子把人拖出来，往卡车上一扔，拖去埋掉了事！”他气得跺脚：“把人当狗一样，真是岂有此理！”山河破碎，当局腐败，百姓遭难，他伤心极了，病情日益加重。当年年底，他满怀忧虑，两袖清风，与世长辞了。

他去了，没有留下遗嘱和财产，却留下了无限的遗憾：“国难如此深重，个人生死又何足为虑？只是此生不能看到日本投降，不能看到广田弘毅（战犯，曾任日本外相）受到国际公理制裁……”。没有等到抗战胜利，没有看到国家统一，他就匆匆地逝去了，带着痛苦，带着忧伤，带着未能实现的理想。

《蒋作宾日记》

但是，他留下了他的足迹，留下了他一生奉行也常以此教导子女的话：“一个人得志时，自当有改善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志气；就是在不得志时，也当努力贡献自己的心力，使每一个自己所到过的地方，比自己未到前略有进步。”

他走后，人们不忘他的历史功绩，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建了他的墓，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传记和日记。台湾当局也组织了他的百岁诞辰纪念会，发表和出版了各种纪念文章。看到今天国家富强和人民生活幸福安康，他在九泉之下一定会感到无限欣慰。唯一遗憾的是祖国还没有统一。等到祖国统一的那一天，他的愿望实现了，一定会含笑九泉。

注：作者汤润琼，蒋作宾的夫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