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龙药业集团董事长杨四知

每年发布的《胡润百富榜》、《福布斯富豪榜》，如同一盏盏聚光灯，将人们熟悉或不熟悉的富豪，以及他们的财富曝光在大众面前。

然而，不少商界富豪，却一直试图“隐身”，譬如杨四知。用他自己的说法，25年的沉浮中，他拒绝接受媒体采访，不上电视、不参加人物评选，更远离所谓的富豪榜。

这一次，杨四知“破例”了。记者锲而不舍的追访，是怀着所有普通人对富豪的强烈好奇心：是什么力量，将他推向了“药品帝国”的金字塔尖？杨四知和记者谈起过去点滴，企业从小到大、由大变强，浓厚的应城口音抑扬顿挫。言语间，既有行走的孤独，也有拼搏的辛酸，当然，还有成功的喜悦。

“穷小子”洞察商机

杨四知的“半隐士”风格，使得他的成长史显得有些神秘。

对于曾经家徒四壁的过往，杨四知并不讳言。“我们家是应城市天鹅镇上最穷的一户人家。严重的自然灾害时期，一家人食不裹腹。”杨四知说，没有条件进一步求学的他，辍学谋生。1985年，对于18岁的杨四知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他开始涉足医药销售。

鲜有人知，小小天鹅镇却是孕育国内药品大亨的“摇篮”。与杨四知一样，武汉九州通集团主席刘宝林、神州药业集团总经理魏国华，都是天鹅镇人。更为传奇的是，他们几乎是同时投身药品销售行当。

但在当时，医药属特殊商品，杨四知的医药批发一开始就“冒着风险”。“关门、开张，又关门、再开张，这样的循环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有些是政策上的原因，有些则是同行竞争采取的手段。”回忆起这段过往，杨四知的坦率中带着感伤，“好在，我最终站稳了脚跟。”

这段经历，给了杨四知一双洞察商机的眼睛，也让他学会了坚韧。

1987年，因为政策原因，从事医药销售的杨四知在应城市黄滩镇卫生院捱过了两年时光。尽管日子依然艰难窘迫，但他能吃苦、待人真诚的品质，不但为他积聚了很高人气，也为他积累了不少人脉，而人气与人脉正是他崛起的重要推手。

1997年，杨四知突然一跃，以股权合作的形式介入国企湖北省医药实业成药分公司，重组、改制成立湖北新龙药业有限公司，这正是新龙药业集团的前身。

“享受做生意的紧张”

成功学说，欲望是创造和拥有财富的源泉。杨四知承认，从一开始，他就有一颗雄心：把事业做大，做成百年老店。他的成功，正是这颗雄心在发酵。

然而，还没来得及体验老板滋味的杨四知发现，新龙药业竟然渐渐陷入了销量越大、亏损越大的怪圈。问题到底出在哪呢？市场调查几个月，结论是公司存在规模小、效益低等问题，加上国内医药批发企业数量多、市场集约化程度低、价格战和不正当竞争现象屡屡出现。杨四知萌发了“医药流通”的初始概念，目标是规模化、集约化。

胆大的杨四知，决定走出去，将第一个目标瞄向了京城。之后，全资收购了一家国有医药公司，成立了北京新龙医药销售公司，开创了在首都整体收购国企的先河，率先成为北京行业内以民营资本整体收购国企的企业家。随后，他又在广东、山西、四川、辽宁、上海组建了18家医药公司，并将营销网络辐射到半个中国。

2000年，集团销售规模1.8亿元；2001年，变成了6亿元，2003年即攀升到16亿元，2008年已过60亿元。财富就这样滚雪球般，成为了一个“天文”数字。2009年销售额是多少？而今已成为“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新龙药业集团到底有多少净资产？杨四知笑而不答——他的财富，在他眼里，也许仅仅是个数字。

从穷小子到大富翁，草根富翁杨四知的生活习惯却“没有发生丝毫改变”：不抽烟、不喝酒，甚至对旅游、度假，也没有计划过。

“也许你们认为我不懂得享受生活，”杨四知微微一笑，“过年过节总要陪家人休息几天，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煎熬，而每天紧绷着神经做生意，我才感觉是一种享受。”

“情系桑梓迁公司回汉”

杨四知难舍乡情。他在应城市新近办了一家包装厂，为的是“解决家乡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为家乡经济发展做力所能及的贡献”。他的投资计划也印证了这一点：近几年，新龙药业集团已在武汉、荆州、黄石、宜昌、十堰等设立物流企业或零售公司，“目标是铺向全省每一个县市，并将配送点铺进乡镇”。

他向记者透露，新龙药业集团今年最大的动作是，将总部迁回武汉。“回迁并不影响经营，最重要的是，我是湖北人，应当为发展湖北尽心尽力。”

不过，这一战略思路却遇到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杨四知的同乡刘宝林在武汉的生意正如日中天，如果回汉，就必定面临着面对面的“争夺”。杨四知对此显得很坦然：“新龙药业和九州通你追我赶，一起把蛋糕做大，不是更好吗？即便有竞争也是正常的。”

（文图/本报特派记者李昌建、张阳春、乔奇发自北京） (本文来源： )